１９６６一１９７０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在田径队揪出所谓的反动组织“五类协会”。全队从人人自危发展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，由文斗上升为武斗，场地器材遭破坏，训练告停止，竞赛被取消，１９７０年，仅剩下１７名运动员。 １９７１年后，田径运动复苏，田径队从工厂、农村和学校选调人才进行训练。但在左的思潮干扰下，队员有时下基层开门训练，有时到工厂和农村“接受再教育”，有时参加大批判，训练计划无从落实，因此田径技术水平下降。

　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田径队转入以训练为中心的轨道。１９８１年全国田径训练工作会议之后，田径运动受到重视。田径队出现攀登田径技术高峰的新局面，全队集中抓了以下几项工作：

　　队伍建设。在提高现有教练员教学训练水平的同时，先后提拔选调１１名年轻教练员，使教练员达到２３人。通过反复检测，先后多次选调新苗入队，全队运动员经常保持在８４人左右，在抓好一、二线队伍建设的同时，关心和支持各地市业余体校田径训练，派教练员下基层辅导，组织业余培训，开展少年田径竞赛，使全省业余少年田径选手茁壮成长。

　　科学选才。教练员总结过去选才不准，一年进，二年去，淘汰率高的教训，提出用仪器进行骨龄、机能和遗传基因检测，经实践检验运动能力，凭经验分析发展前途的选才措施，提高运动员的成才率。

　　科学训练。教练员都争取体育科研部门的支持，经常进行心电图、血色素、血乳酸和尿蛋白等１０多个指标的身体机能测试。根据测试数据制定训练计划，安排训练强度和节奏，避免运动量的不足和过度训练。训练中注意运动员基本技能的提高，结合专项特点选择训练手段，结合邻近项目进行多项训练，以调整运动员的神经系统，建立多种条件反射，促进专项技术的提高。

　　医疗按摩和营养补充，使训练产生的疲劳和伤病尽快消除，保证训练计划的完成。

　　在这一时期，田径新秀茁壮成长，优秀成绩不断涌现。在参加２０余次全国田径赛中，获成年组１３８个名次，其中金牌１１枚、银牌１５枚、铜牌１９枚，２人３次打破亚洲女子标枪纪录，５人３次破３项全国纪录。全省开展的４０个田径项目（田径项目共４３项）中，除链球外，其它３９项省纪录均被多次刷新。男子１００米跑，撑竿跳高和三级跳远分别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１０秒８、４．２０米和１４.３４米提高到１０秒４、５．４０米和１７．３１米；女子１００米、标枪和 　　４００米跑分别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１２秒４、３６．５６米和５５秒９提高到１１秒５９、６４．１４米和５２秒４８。这些项目绝大部分在全国保持优势。运动员何顺霞、田农、王静、杨为民、蒋文清、孙长江、刘湘林、刘国华、吕宗英、王龙萍、于文革、邹四新、张连标、文军、张烃、周青、周朝晖等先后到美国、保加利亚、巴基斯坦、埃及、苏丹、西班牙、墨西哥、日本、意大利等２０多个国家参赛和访问。其中杨为民于１９８４年７月参加在美国洛杉肌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，列撑竿跳高第十名；王静于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５年分别参加了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和亚洲田径锦标赛，在亚洲田径锦标赛中以５３．４４米获得女子标枪第二名。

责任编辑:段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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